由刘伟强监制、徐展雄导演，刘烨、王雷、王志飞等主演的电影《四渡》从史料挖掘、叙事手法、人物刻画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，带领观众重回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，感受信仰的力量与不朽的长征精神。7月13日，记者采访了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、西北大学电影学院院长张阿利，听他解析这部影片的独特魅力和现实意义。

        记者：四渡赤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经典战例，也是长期以来国产影视剧创作的热门题材。观众对这段史实耳熟能详，在这种“已知结局”的前提下创作，难度很大。在您看来，《四渡》的成功之处体现在哪些方面？

        张阿利：老题材要做出新意，关键还是得回到史料本身，去发掘新的历史视野和当代价值。《四渡》在内容方面做到了两头抓，一方面极大限度地还原了历史，另一方面也对史料进行了深度挖掘与多元扩展。

        比如，影片中着重刻画了情报工作的军事细节，并且以情报作为重要线索，铺垫出敌我双方对峙的关键情节，观众看得很过瘾，也借这条线更加了解历史、贴近历史。为了这份“真”，剧组实地拍摄取景也放在了贵州，使观众更容易沉浸其中，产生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。这种“尊重历史”和“回到现场”的做法，本身就是历史题材电影创作的一种创新。

        再说叙事视角，《四渡》跳出了常规同类题材电影单一视角，采用层次更丰富的多视角。影片中有对主人公身份担当和肩负历史使命的红军领袖群像的塑造，也有对普通红军战士的信仰形成和个体成长的心路历程表达……几组群像对照，反而比单线叙事更加清楚。

        记者：很多观众说《四渡》让人耳目一新。我在观看影片的时候，第一感觉是“快”——叙事没陷进平铺直叙的窠臼。这样快节奏的剪辑和叙事方式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中并不多见。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，您怎样看？

        张阿利：《四渡》在视听语言设计与类型化路径上确实进行了一次比较大胆的尝试，跳出了传统主旋律的影像范式，呈现出一种年轻化、先锋性的视觉特征。

        比较显眼的是镜头动作——较多“推”“拉”等镜头运动方式，配合多重时间线转场和快速剪辑，地图、路线的呈现上采用了大量的特效，还用红蓝字幕区分人物、地点和事件，信息量密集，戏剧冲突也一直有。这让影片始终能抓住观众眼球和心理。

        在电影类型化叙事路径方式上，《四渡》通过大量的插叙与倒叙制造悬念。在影片后半部分，敌军方面布置贵阳行营进行“围剿”，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，让观众暂时不了解红军的战略。直至红军西进云南，视角一切换，再回溯“调虎离山”整个部署的过程，整个节奏就绷紧了。双方斗智斗勇，将气氛推向高潮，让观众为红军的奇谋拍案叫绝。

        记者：视听语言的革新确实有效拉近了历史故事与当代观众的距离。看完影片，我另一个印象是片中每个人物都非常真实鲜活。在您看来，这样重人性的描写，是否为主旋律创作提供了新的美学路径？

        张阿利：我觉得是。《四渡》一边是战争场面撑起来的“重”，一边是饱含人文关怀托底的“轻”。观众能够跟随赵德发看到伟大战略背后的艰辛代价，也能看到阿金由一个流浪少年转变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的过程。

        领袖的刻画同样细腻。影片用很多段落表现了他们所面临的困境、压力和孤独。其中比较动人的一场戏，是毛泽东深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沟通。画面里，他一个人提着灯走在小路上，周围是漆黑的夜色，观众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那种不被理解的孤独与承担决策重压的心境。恰恰是这种状态描写，让后面他们的选择和坚持显得更加真实可信，寓意也更深远。

        记者：从长征题材甚至更广的主旋律作品来看，《四渡》有哪些可借鉴的？

        张阿利：它的实践再次表明，主旋律革命历史题材的创新，需要扎根历史土壤，也需要面向观众；需要兼顾艺术与市场，也需要回归到人性书写与价值反思。《四渡》在厚重与轻盈之间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，它的探索精神与创作诚意，对其他主旋律作品创作是有参照意义的。（陕西日报记者 师念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