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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为《习仲勋与农民诗人王老九的交往》一文答网友问

    * 来源 : * 作者 : 陕西省传播学会 * 发表时间 : 2015-07-13 * 浏览 : 0

    破茧:“我想知道,习近平不当主席的话,你会写(《习仲勋与农民诗人王老九的交往》)这篇文章吗?”

     

    破茧先生:

    你的提问,涉及一个记者、学者、作家为文的目的与立意课题,三言两语难以回答清楚。

    初看先生点评,我曾写了一个回复:“卑人公开发表的作品,一概欢迎读者点评。如《习仲勋与农民诗人王老九的交往》(载《传播》期刊201412期合刊) 一文有不合事实或提法不当乃至‘犯禁’处,请先生郑重指出,不胜感谢。写前辈与老百姓真实交往之类回忆录,与地方史志相类,具有资治、教化、存史之价值。 作为一个年过古稀的史志学人和中国公民,我写不写《习仲勋与农民诗人王老九的交往》这篇文章,是我的自由,只要历史事实淮确,对群众对社会对后代有益,又可保存珍贵史料,就认为必要也有权利书写、发表,确实没有事先思考过‘破茧’先生有关‘习近平当主席’前后的问题。就先生的潜台词说穿了,我这种‘棺材瓤 子’已没有‘上爬当官’的欲望与可能,而先生所虑亦有点儿胸口挂灶篓捞(劳)心过余矣! 当否,盼教。 新丰醉翁谨呈”

    先生匿名,含破茧成蝶——指肉虫或者毛虫通过痛苦的挣扎和不懈地努力,化为蝴蝶的过程,与凤凰涅盘重获新生同义。对如此阅历与道行的文化人,本人心存敬仰,当不再饶舌才是。然而,再思再想,先生似非记者出身,不甚了解这个行当的底里。故而放下上面的答复,平心静气写了一段文字来交流——

    记者每写一篇稿子,都有意旨。胡里胡涂如没头苍蝇似的乱碰,“碰”不出好的新闻作品。当作家和学者也一样。我做记者之初,新闻稿只有消息头,并不署个人姓 名,特稿用笔名却不署“本社记者某某”。写稿件属社会职业需要,与记者的个人功利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儿。从行外窥视吃记者这碗饭的活儿,似乎有点儿神 秘莫测:写这篇为什么,写那篇又为什么,干活的人觉得问得多此一举。记者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要出产百多篇乃至两三百篇稿子,时间长了,写啥不写啥形成职业习惯,往往凭直觉就能掂量出来(行话称为“新闻敏感”),用不着刻意沉思,除非政治“高压线”的敏感、发稿仓促而自己又吃不准的题材会犯窘而难以落笔。看了破茧先生的点评,觉得这里有个新闻学的社会教育议题需要研讨。我曾问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张羽教授:新闻媒体岗位早已饱和,而新闻传播院系却年年扩招, 造成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社会难题,何苦来着?张羽即以水涨船高,提升新闻从业水平与提升社会新闻知识普及水平可以相反相成作答。张教授的话,藏在我心之一角,存疑了多年。今天看罢破茧先生的点评,豁然开朗。

    就《习仲勋与农民诗人王老九的交往》一文而言,也有向受众也向破茧先生交待的必要。

    本人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迄今,一直研究临潼史志、渭北苏区、照金苏区和农民诗,包括当记者期间。对此类题材,我已有一批文章发表,其中如《一个老红军的落叶归根——记习仲勋的二三事》、《一生最堪回首处,献身报业笔唱歌——散记张光》,都是习近平并未到中央工作时写的作品。张光是刘志丹将军的女儿刘力真的丈夫,与习仲勋交往甚多。我在文中如实写了我所知道的习仲勋与张光、刘力真的坎坷人生,包括陕北肃反、刘志丹牺牲、因长篇小说《刘志丹》形成的“文字狱”等。《心碑》一文所收《我是怎样征集党史资料的》,是我1982523日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稿。《党在临潼地下斗争史资料选编(附征集研究提要)》,脱稿于1983913日。《家乡的梧桐树》,是写我舅爷李凌汉的,他是19273月加入中共的教育家。《临潼人物:许权中烈士人生及杨虎城17路军研究》、《临潼人物:王泰吉王泰诚烈士人生及红26军研究》、《刘伍烈士人生及西北人民自救军研究》、《临潼人物:范明将军与国民革命军38军研究》、《临潼人物:共产党人谈国帆王志温人生研究》、《临潼人物:共产党人刘庚人生研究》、《临潼人物:抗日名将张耀明及国民革命军52军研究》、《临潼人物:李虎臣将军研究》、《临潼人物:杨宜瀚人生研究》等,与“党在临潼地下斗争史”研究形成一个系列。对临潼农民诗人和农民诗,我也写了一点儿东西,如《民间诗人王老九评传》、《王老九的诗歌风格及其流派》,是我1982年的作品。《千年文字会说话》、《农民诗的话》、《农民诗和农民诗的历史分期》、《贺丙丁和他的诗歌》、《世纪之交诗坛的一道绚丽殊景》几篇,则略晚。

    习仲勋这个人物,其老家与临潼交界,在渭北苏区—照金苏区—南梁苏区(陕甘根据地)—关中分区—西北局,与临潼现代史有千丝万缕联系,我进行上述史料征集研究,是不能也无需绕开他的。《习仲勋与农民诗人王老九的交往》小文,仅是一个花絮而已。

    我当过新闻记者,又是学人,写文章属职业本份;认为判断事实可不可以实录成文的标准,一在新闻价值,二在社会大局,而不仅是对方官位。官位在应用新闻学上称作事实所含新闻价值的显著性要素,但较事实的重要性、及时性、接近性、兴趣性诸要素,官员、明星之类因素在其次。20世纪80年 代以来的市场化中,将官员、明星、富商之类因素与商业炒作拉扯到一块儿,官、商、星相勾结赚钱牟利,炒作过度,热到天昏地暗,让人昏头胀脑,由此孕育出一 批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和绯闻缠身的明星,新闻界又有一批记者如苍蝇逐臭去“追官”、“追商”、“追星”,助纣为虐,为虎作伥,冲击了新闻传播规律,削弱了 媒体公信力,导致受众反感。由此而言,你对《习仲勋与农民诗人王老九的交往》一文的发问藏了潜台词,可以理解。

    剖析开来,先生的不解与疑惑,似也有对新闻的运作流程不甚了了有关。

    在 一个官本位、等级观念盛行,贫富差距悬殊社会氛围里,我仍然认为,记者与采访对象在人格上是平等的,既不高人一等,也不低人一等。记者是以平常心报道外国或 中国领导人活动的,因了那是替受众观察的职业使然而非自我特权与个人荣耀。我报道过来华访问的美国与印度总统、英国女王、日本首相、斯里兰卡总理、加拿大 总督的新闻,纯因受众需求和大局驱使,不对外发消息是不行的。当然,发再多消息,我还是我,一个中国土里巴叽的穷记者,沾不了一丁点外国元首的“洋气”。

    我也有不少文章写在高层领导尚在岗位之时,如习仲勋、汪锋、吕正操、杨拯民等领导人来陕西出席西安事变纪念活动,我跟在他们左右,采访了结,发罢消息,他们飞回北京,我自己还是生存在陕西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记者。当时咋想?就想发出的新闻在台港澳和外国华文报纸登出来,给台湾海峡两岸走向统一有点儿助益,借鸡(海外媒体)下蛋(家乡的信息),多多对外传递一些家乡信息。这种作品极多,如《李瑞环观展记》,发表于1991629日;《渴望大西北尽快开发——访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》,发表于199248日;《萧克将军的手迹》,发表于199925日、《萧克上将及其小说》,发表于1992618日;《采访王震将军发布新闻》,发表于1984810日;《十万军声半夜潮——访杜义德将军》,发表于198631日;《阿里山姑娘当上了副省长》,发表于198951日;《三秦开发的坦途——郑斯林谈陕西全方位开发》,发表于1992417日等。《“东陵大盗”和他的儿子》,写时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孙天义,内容揭丑,多有冒犯尊严处。作为现场耳闻目睹的记者,是将发布新闻的官员作信息载体看待的。他们掌握着包括老百姓在内的中外受众应知欲知的信息,记者理所当然要从中选择若干加以报道。有些官员自颠峰跌落下来,身上藏了历史信息,受众想知道,又有教化作用,我也予以报道。如我写江青的《蜗牛风波》,发表于1986717日;《邱会作谈十六年囚徒生活》,发表于19888月;《吴桂贤畅谈往事》,发表于19853月;《姚连蔚的“丢踪”与近况》,发表于19885月。只要事实准确,分寸把握得当,就不能把记者写诸如此类新闻作品视为“促红蔑黑”、“落井下石”。

    无可讳言,新闻媒体内部运作流程存在把关与审批环节。因为记者写稿、发稿,并非纯粹之个人自由行为。

    啰哩啰嗦说了一席话,未必能向破茧先生释疑解惑。对一篇小文章,属见人见智的屑碎事儿。先生可以保留高见,本人也会在余生走自己的路。正可谓:“大路朝天,各走一边。互不相扰,快乐向前;扰也无妨,担当在肩。时不我待,再见再见!”

 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   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新丰醉翁

 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2014712

     

    附:

    (《习仲勋与农民诗人王老九的交往》

           见《传播》20141-2合刊)